我們應有怎樣的國家觀念

我會客座教授金一南觀點：我們應有怎樣的國家觀念

 

國家安全是一個集合體的安全。嚴複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爲之臣妾，其興也。”今天一些人的國家觀念缺在哪裏？就是缺乏現代國家觀念。

不能不承認，我們國家受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缺乏現代國家觀念。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争，三元裏那樣的抗擊是極其個别的，大量的當地原住民在遠處觀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争，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的民衆也參加了哄搶園林的行動。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8月2日，18000多人的八國聯軍，十天攻陷北京，我們京畿一帶清軍有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大量給八國聯軍推送物資的都是中國人。

缺乏現代國家觀念導緻的是更大的災難。1931年8月，日本關東軍即将發動“九·一八”事變，我國東北軍将近20萬，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裝備，關東軍據日本人統計隻有1.09萬人，從數量上處于絕對劣勢。關東軍沒有底氣。闆垣征四郎，也就是1948年被判處絞刑的7個甲級戰犯之一，他說：“從中國民衆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隻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衆有聯系的，隻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衆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曆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闆垣告訴關東軍，中國人無所謂，把稅交給張大帥也是交，交“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隻要能活着就行。

另一個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石原莞爾說：“我不用拔劍，隻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張學良。”這就是近代中國，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四萬萬中國人隻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與堅船利炮無法對抗，你沒有凝聚起來，沒有團結起來，不管你有多少人也不行。

我們對現代國家的認識，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但是，這一過程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八年抗戰，全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有形财産損失6000多億美元，無形财産損失不計其數。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衆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曆史高度。

沒有最慘痛的沉淪，就沒有最輝煌的崛起。中國共産黨人給中華民族注入了現代國家的觀念，讓我們認識了什麽叫作國家。

中國什麽時候才算是一個國家？真正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的民衆才認識到我們是民族共同體，這點是我們付出重大代價才得出的結論。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隻剩自己一個人。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

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7月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将楊靖宇在深山老林裏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

叛徒張秀峰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他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還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緻楊靖宇很快犧牲。

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僞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還有一個很難稱爲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當時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丢一隻，他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

楊靖宇最後壯烈犧牲，日本人從他肚子裏掏出來的隻有草根、樹皮、棉絮。楊靖宇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一個中國人的血性、中國人的骨氣。出賣楊靖宇、抓住楊靖宇的全是叛徒，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對楊靖宇說： “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裏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僞“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就是共産黨人楊靖宇！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家萬念俱灰紛紛投降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梁。

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觀念就是在這種最黑暗的時候，才樹立起來的。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但是我覺得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尚未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是一個強國，全世界沒有一例一個強國連自己國家的統一沒有解決，還宣稱自己是強國。現在我們講憂患意識，不是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什麽叫國家安全？絕不簡單是一個政治概念，尤其對中國來說，對中華民族來說，它的深刻性我們必須牢牢記住。